京津冀一体化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的方案，目的是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5年，中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同年6月纲要印发，随后，全国首个跨省级行政区的京津冀“十三五”规划印发实施。2017年4月1日，党中央决定设立雄安新区，作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的重大决策被提出并迅速进入实施阶段。2017年9月29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发布，对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作出安排。京津冀地区同属京畿重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前区域总人口已超过1亿人，中国人口总量的8.02%，京津冀三地地区生产总值合计74612.6亿元，占全国的10%。此外，京津冀位于东北亚中国地区的环渤海心脏地带，是中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地区，越来越引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瞩目。但同时，京津冀地区也面临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城镇体系发展失衡、区域与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突出问题。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面向未来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京津冀空间协同发展、城镇化健康发展对于全国城镇群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京津冀地区在全国地域中的基本情况
二、京津冀一体化实施六年取得的成就
2020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六周年，六年来，京津冀一体化成绩斐然，不仅在多个方面取得了实际性进展，也让三地人民的实际获得感不断提升。
一体化交通网络构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形成“双枢纽”格局。“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快打造，京张铁路开通运营，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逐步扩大。市域内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全部消除，公路交通更加便捷通畅。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三地全面落实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19年，北京市pm2.5年平均浓度降至42微克/立方米，比2014年下降51%。另外，三地联合组建了永定河流域治理投资公司、建立密云水库上游生态补偿机制，落实张家口首都水源功能涵养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涉及的北京任务。
产业对接协作持续深化中。产业协同，是三地协同发展的关键。六年来，一批产业协作标志性项目开花结果，总投资74亿元的沧州现代四工厂、总投资18亿元的新乐三元工业园等项目相继投产，有效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持续推进，首钢京唐二期一步工程、城建重工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中恒复印材料、京能集团鑫华源智能停车制造基地等一批重点项目竣工；北京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加快共建，目前已运营阿里张北云联数据中心、阿里数据港张北数据中心等5个项目。庙滩榕泰云谷数据中心等项目也正在建设中，签约项目达18个，产业集聚效应凸显。
三、京津冀一体化未来发展趋势
京津冀一体化的深度合作之路已探索了十余年之久，随着京津冀三地协作发展进程的推进，从政府层面的管制转向各利益主体协调治理，从自上而下的竞争合作转向上下结合的协同合作等一系列有效应对举措正逐步开始实施。经过多年的努力，学界和政府部门都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京津冀区域治理“攻略”，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外城市群一体化比较成功的案例做出如下思考。
1. 打通京津冀，加速城际联系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商品流、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不可或缺的物质载体。尤其是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可以说，城市群一体化首先就是从交通一体化开始的。以国外著名国际城市群为例，在一体化过程中，该政府始终坚持“优先公共交通”原则，都市圈曾历经9次轨道交通规划，并通过政府颁布通勤计划和p线制度;新世纪后更是以申办2020年奥运会为契机，加强首都中央环状线等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交通拥堵并满足货运需求，交通运输服务体系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提升。目前，这一都市圈已形成位于4个不同圈层、5个功能层次，总规模约为3500公里的轨道交通运输体系，满足了都市圈高强度的出行需求，强烈支撑和推动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不仅使本来荒芜地区变成了今日繁华的城市中心，还促进了都市圈南部等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效支撑了该都市圈的经济社会生活。
鉴此，京津冀地区应着力完善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当前，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战略，是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干线铁路、干线公路为基础，构筑“一轴两横三纵八港九枢纽”综合交通运输格局，以此强化北京与周边新城、卫星城的便捷联系，京津冀与国内主要经济区之间、区域内大中城市及重要枢纽节点之间交通联系。同时还要加强与天津港的协作，推进疏港大通道建设，构筑环渤海现代化产业群，加快实现与北京等地内陆无水港的对接。
2. 推进产业分工协作，优化资源配置
产业分工产生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带来整体功能效应，增强城市群的竞争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然而目前京津冀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产业结构雷同、资源分散利用、地区恶性竞争的情况。城市群在一体化过程中难以避免此窘境，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一体化为例，其中一座城市是该城市群的核心，是该地甚至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也是各种专业管理机构和服务机构的聚集地;有的城市负责承接重工业，是该地东海岸的炼油中心、钢铁、造船基地;有的城市打造环形科技园区，发展成为该地区微电子技术中心，是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至于该地首都，则稳居全国政治中心。在这座城市群中，还有城市国防工业发达，同样也是南部卫生服务基地……它们在一体化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职能，既各有定位、又相互补充，集聚效应较高，具有超强竞争力。城市群要协同发展，彼此之间相互渗透融合，生产要素才能在城市群中充分流动，资源才能得到充分优化配置。
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建议三地积极进行产业协调互补，加强联系，发挥自身的产业优势，“专职专岗”，形成有效市场机制。比如各区都发展自己的专业化部门，并在各自专业领域构建了关联配套产业，实现区域内的高价值循环，并通过专业化分工协作形成了市场反应灵敏、创意不断涌现的知识密集产业集群，给北京及其城市群其他地域赋予新的活力和竞争力。或者尝试在产业结构的趋同中进行区域分工深化，即向产业链分工方向发展，这是一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产业分工形态，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的工序和区段、环节被拆散到不同的区域进行生产，加之北京、天津、河北之间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也为深化区域产业分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新兴战略产业中进行产业协作，不断深化区域产业分工，共同提升区域内产业的竞争力，才能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共赢”，将卫星城的功效最大化。
3. 注重规划引领，强化城际对接
保证强有力的战略规划指引，才能维持整个城市群协同发展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就拿一座国外典型的城市群来说，早在19世纪初该地就已发展成为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但大规模的工业和人口在城区过度集中，引发诸多问题。为改变核心城市过度聚集的局面，政府展开了积极的规划干预，在1934年、1958年、1960年、1965年、1976年、1994年、2000年、2007年分别制定了该地区的战略规划，适时引领或解决城市群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保证了它的国际地位。同样，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方面，国外也有突出案例，他们高度重视规划引领，先后进行了五轮首都圈规划。从这五轮次的规划可以看出，每一次规划核心目标都是致力于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空间结构、功能布局和因人口、资源和城市功能过度密集所引发的各类区域性问题，提升一体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自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进程加速以来，中央发挥政府职能多次制定纲要规划，以引领京津冀地区在交通、职能分化、产业协作、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发展。此外，笔者建议在未来的规划中能更细节化、及时化，比如加强cbd建设，推进城市“再中心化”，着力解决城市无序发展问题;规划建设多中心城市;重新强化北京的中心地位，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提高北京集中全球资本的能力，并加强北京与其他国际区域之间的联系;致力于改善交通拥堵，提高空气质量和节能减排，建设一个更绿色、更繁荣的京津冀地区……这些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将会为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指明了发展方向，有效发挥积极的引领和调控作用。
作为城市空间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特殊的整合力。通过国外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前车之鉴”，我们也在这些生动实践中获得了许多启示。首先，市场驱动将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逻辑起点，当然在初级阶段，集聚就是主要驱动力。其次，政府推动才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作为城市规划、城市管理以及基础设施供给的主体，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应该发挥关键性的“舵手”作用，站在最高层次上寻求一体化进程中的解决之道。最后，社会联动将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需要构建多利益群体广泛参与的垂直管理与水平治理相结合的矩阵式区域治理网络，让政府、市场、社会各居其位、各得其所。
参考资料：袁柏贤 《浅析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区域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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